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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爱国人士陈君实先生的字与画，充分反映了来自中国民间的一种意愿。这种意愿是善良的、友好的。我想，声援东史郎，正是中国人民这种心声的有力体现。

但是，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声援东史郎的种种努力，对东史郎诉讼案来说，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人们等待的，将是日本最高法院一个什么样的终审判决结果？

第七章　在日本邂逅东史郎（1）

春意渐浓，但冰雪仍末消融。

1999年12月5日至17日，我和南京市委宣传部涂寅生处长一起，陪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英老人，应邀访问日本。

在东京和京都，两次与东史郎先生重逢。又在大阪、东京、冈山、名古屋、神户、名古屋、广岛等地，数次与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以及东史郎案律师中北龙太郎、丹羽佳雄、空野佳弘等人谋面。在与他们多次的交谈中，对东史郎的近况以及东史郎日记案二审的进展有了新的了解。

“我叫张秀英，今年87岁了。这回我到日本来，就是要控告62年前，日本侵略军强奸我的罪行……。”

在日本各地的和平###上，张老太太总是这样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向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控诉了当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行。

谈起心酸的往事，张大娘止不住老泪纵横。她说：“那是1937年12月初的事。

当时的南京人为了躲日本鬼子纷纷向北逃，而我们一家却从山东曹县向南走，先逃难到南京江北郊县的农村，在那里碰到了‘鬼子兵’。

‘鬼子兵’把20多个年青的‘小媳妇’和大姑娘带到一个空场上，威逼着我们脱去衣服，围着场子转圈子跑。当时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冷得直打哆嗦，‘鬼子兵’拍着巴掌开心地纵声大笑。

后来，有一个日本兵要我跟他走，我不肯。我怎能丢下孩子跟他走呢？和我一起的老大妈劝我说：‘我帮你看着孩子，你还是跟他去吧。他们有枪，你不同意会打死你的。’

‘鬼子兵’将我带到一间破房子里，扒光我的衣服强奸我。回来后，我羞辱地一个劲地哭着。

正在这时，日本人烧房子了。我抱着3岁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烧毁了我住的房子，女儿被烧死在里面，衣服也被烧光了。

我又哭又蹦又跳，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

我抱着儿子开始逃难，过了几天，又被日本兵逮着了。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要强奸我。由于语言不通，他强行扒下我的裤子后，发现我身上‘月经’来了，非常恼火，骂我良心大大的坏了，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还用皮鞋往我身上乱踢，并从腰间掏出一把短刀，往我胸口刺来。我本能地用手一挡，左手食指被刀削开长长地一条大口子，白花花地骨头露了出来，痛得我蹲在地上大哭大叫，日本兵这才放过我。

两位不同国籍、不同的历史证人，却为相同的一段历史作证。

这是否有点巧合？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安排。

记得当时天下着大雪，我们躲在山上雪地里，由于又惊又冻的缘故，我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月发烧发寒，后来，用民间偏方治疗，病是好了，但留下肩风湿病的顽疾，以至于终生双手不能高举过肩，我的手指到现在也不能弯曲，留下明显的伤疤。”

张大娘的血泪控诉，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的日本人。而和她同台为历史作证的东史郎，正是一位当年的加害者。

12月13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62年前，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古城南京，旋即展开了大屠杀。当时从南京中山门侵入南京城的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便是这段历史的加害见证人之一。62年后，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永田町社会文化会馆内，声援东史郎诉讼案国际市民###将在这里举行。应邀参加这次###的有东京、大阪国际市民###的中、美、日、韩、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等国学者，以及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的成员等。

中午12时，当我们来到与日本最高法院毗邻的会馆门前时，东史郎先生在山内小夜子秘书长、中北龙太郎和丹羽佳雄律师等陪同下，正在迎候着我们的到来。满头白发飘逸的东史郎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仍精神矍铄，说话声音响似宏钟。

当我们乘电梯到三楼时，只见会场内已经挤满了人。会场上的正前方挂上会标——“东史郎南京裁判支援署名最高裁提出第一次行动”。会场两侧分别挂着来自中国的签名横幅：“铁证如山、东史郎必胜——南京经济学院”，“浙江磐安青年声援东史郎签名”，“抗议不公正裁决、全力声援东史郎”。会场中间，堆放大大小小10多箱签名信函与包裹，里面装有6万多名中国人的签名。会议桌上，还悬挂着几条“南京列车段66次列车员”曾经身披过的红色绶带，上面被旅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声援东史郎的名字。这些来自中国的物品我非常熟悉，因为它们是从中国各地寄到我馆的。后来，我又委托山内和林伯耀带到日本。看到这些物品时，我感到很亲切。

第七章　在日本邂逅东史郎（2）

会议由山内小夜子秘书长主持。她在致词中指出：“去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处东史郎败诉后，这一不公正的判决，立即引起了受害国中国人民的愤慨，人们纷纷将签名声援东史郎的信函、横幅寄往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8月，我和日本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一起，将6万多人的签名信函和包裹带回日本。今天，我们决定，正式将中国人民的心声送达给日本最高法院，希望他们能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判决。”

来自美国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谭汝霖先生说：“东史郎案决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案件。日本司法当局理应维护历史事实，不得给敢讲真话、向受害国人民反省和谢罪的日本旧军人施压，封堵历史证人真实的证言证词。”

日本山口县支援东史郎诉讼案实行委员会副会长木泽先生说，“我们这一组织是在今年请东史郎先生讲述东史郎诉讼案以后自发成立的，虽然人数只有100人，但我们全力支持东史郎维护历史事实的正义行动。我们坚信，历史的真实是绝不能抹杀的，东史郎必胜。”

东史郎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已经连续打了七年半的官司，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但我绝不后悔，因为有这么多热心的人在支持着我。虽然，我今年已经88岁，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打赢这一官司，但我一直要打下去。因为这场官司输了，右翼势力将更加猖獗，‘南京大虐杀虚构论’将在日本更加盛行。为了对真实的历史负责，我将无怨无悔地一直将官司打到底。”

东京时间13时30分，我与全体与会人员一起，簇拥着东史郎先生，打着两条签名横幅，将中国人民签名的信函和包裹，一起送达日本最高法院，让法官们倾听一下，来自中国人民的呼声。

其实，会场离日本最高法院近在咫尺，出得门外，穿过一条公路就到了。可能是会议的组织者有意这样安排，以方便参会人员。日本人考虑问题特别注重细节，往往会很周全。

按惯例，先得有人进去办手续。100来人全部站在法院门外等候，引来过路人员的注目和观望。

手续办得很慢，这大概是因为日本人凡事非常较真的缘故。至于在日本最高法院办事，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和88岁的东史郎一起，就这么长时间站在街头，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吧！

终于办好了入门的手续，我们和东史郎等一起进入法院内，接待大家的只有一名年轻的法官。

首先由中北律师与其讲话，大致是说，今天到场的都是东史郎的支持者，大家来的目的，是希望该法院能尊重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

我也被推举与法官讲几句话。我说：“今天，我是代表6万多签名支援东史郎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向你们转交他们的心愿，希望你们能还历史一个公道，还东史郎一个公道。”

我们说完后，法院有关人员便催促赶快离场。整个会见不到10分钟。多少给人留下一点尴尬，留下一点不足，也留下一点不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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