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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

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

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

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

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

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

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　大炼钢铁、　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大老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

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　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

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

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张维滋，政治部主任

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

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

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

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

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

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

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

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正在抢修桥梁，詹军长把团长找来，劈头盖脑一

顿训，最后，拍拍手枪：限你几点几点把桥修好！修不好，老子就毙了你！

（我问：如果工兵团长未能完成任务，詹大南真会枪毙他吗？刘华说：不会。杀人也不能那样随便，还得经过军事法庭嘛。而且，真要杀，我，还有军常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同意嘛。）

六几年我在福州住院，碰巧那个工兵团长也住院，姓什么我忘记了，黑黑的，大高个子，山东人吧。我们聊天聊到了1958年那段，我就替詹大南向他道歉陪不是，说：当时我们对你态度可是不大好哟。他笑笑说：没什么，打仗嘛！不过，詹军长要真把我给毙了，死得也够冤枉的。

其实，你就是隔一小时枪毙一个团长，泉州大桥也是抢不出来了。多亏了下游的一个浮桥，部队勉勉强强全部通过了。但时间耽误了一天多。

只剩下两天时间，又要冒雨抢修野战工事，又要解决那么多部队的宿营、吃饭问题，一个人长两个脑袋八只手也干不过来呀。军部设在莲河方向一个叫火烧灰的村子里，有一段时间里，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连队，乱套了。

最乱还是7月24日夜部队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　好乱哟，没法形容的乱啊！整整一夜，我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想喝点水没有水，想打个电话没电话，说实话，我当时很没信心。

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

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任务面前无困难，　命令面前无条件，这是我军的传统。7月25日晨，

我们炮群按照军委和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准备。

詹大南老人说：1958年那场大雨确实可恶，差一点让我贻误了军机。我们炮兵进入阵地是限定了时间的，我向军区立过军令状：保证全军按时进入：进入不了，你们可以枪毙我！

詹大南，穿上红军军服戴上八角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给红二十五军军长、日后的徐海东大将当警卫员；摘下领章帽徽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詹大南而言两个职务之间不光是一级级阶梯，还有数百次战斗和无数次从死神手掌逃脱的经历。1993年夏，我专程到南京军区高干俱乐部采访他，年逾七旬依然威严的老将军正在专心致志听书法讲座，摸了一辈子枪杆的手接着握笔杆，武将铁硬的外壳原来也包装着多样的兴趣和丰富的追求。我的第一个问题纯属好奇，所以问得极为小儿科：战斗中，您毙过执行任务不坚决的部属吗？他大惑：打仗就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怎么能随便杀自己人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工兵团长不能按时架好桥，您真会枪毙他？他依然大惑：我说过要枪毙他？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了，确实记不得了。我不想再自讨没趣，赶紧转话题，问起关于那场雨。老将军一拍茶几，恨恨说：他妈的，1958年，要是老天爷撞到我的手里，我非拿枪把他毙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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