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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2010…04…21原文自刘瑜《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你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却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是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人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身边檫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的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了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两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意见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是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时，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集体做早操。中学时，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集体做早操。大学时，住6个人一间的宿舍并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集体早操可做。

我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再后来拿学位了，成了学术派“孤魂野鬼”，既没人搭理，也没人需要搭理。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特殊的集体生活深感同情。我同情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同情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同情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

每当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时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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