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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1992年，一个分水岭。此后十五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其彼此的交汇，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　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　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三十年会些许会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让灵魂赶上来。但经济不能停步，在三十年这个关键点，再回首，是为了走得更远。也正是有不断在制度与现实的衔接，改革的渗透力才会无孔不入，执行力才会长驱直入，经济的蓝图才会迅速而广泛地在整个社会的前线落地生根，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想。可是当走进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为触角有限而无法触及的商业空间时，我总会有这样的遗憾：大开大阖的历史变迁，却没有产生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发展的一个残缺。

一位外国管理学家评价中国的企业，“没有因为发展太慢而垮掉的企业，只有因发展太快而拖垮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与世界企业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听多了“5年内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志，民营企业家在“做大做强论”的驱使下，跑马圈地，不断做加法，不料却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有人做出断言——下一个世界级中国公司将是互联网。但我更倾向于那些专注，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长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需要背着厚厚的时间贝壳，在行业滚爬多年。他们的年增长率可能不那么辉煌，但他们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长河里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不看重昙花一现，而执着于源远流长。

在中国，其实也确实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冯军的华旗、梁稳根的三一集团、南存辉的正泰。强烈的成长渴望深深植根于这些企业家的信念之中，但他们保持着不愠不火的增长，虽然也不排除间接性的跳跃。冯军表示要用17年的时间与索尼看齐。17年并不算长，相对于5年，已是慢下来的加速度。

1972的若干年后，安东尼奥尼再次扛着他的摄像机回到中国。此刻的他也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作，去迎合强大的主流意愿。镜头里的中国华丽转身，鸟巢取代了天安门成为标志。变化仿佛有些无奈，却印证了一个年轻国家回归世界的冲动和豪迈，这一切无法背离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三十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三十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在凯鲁亚克一夜成名的《在路上》一书中，这样写道：“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力。或许，这也正是我所记载地那段岁月里的那群人，坚持不懈的根本动力。

1978：光明的中国（1）

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

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

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

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

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1月底至2月初，*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的话，一石激起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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